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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将宗族视作一个个小王国，那么这些小王国和大明一样，有“律”和“例”两种约束性规范。
其中“律”主要来源三本书：
先是北齐颜之推《颜氏家训》。此人是复圣颜回的三十五代孙，对其所处的时代影响并不大，但此书对后世影响却是极大，真正扬了治家之学，也是后世“家庭教育”的指导手册和评判标准。
其次是司马光所作《家范》，此书在仕宦之家广为流传，影响深远。南宋宰相赵鼎就曾令其子孙各录一本，以为永远之法。
最后集大成者是朱熹的《家礼》。他在司马光《家范》的基础上制订了一整套家庭礼制和礼仪规范，并与平民之家的生活、劳作规律基本一致，十分详备，最终成为平民之家的家教之法。
即便在蒙元时代，这三本书也是汉族（包括汉人、南人）百姓的家庭规范。在日月重开大宋天之后，理学成了国学，几乎全天下的宗族用的就是这三本书，充其量只是改了个名字。
正因为价值观、世界观、人生观的极度相近，各宗族内部和各宗族之间，才能保持稳定，依靠舆论互相监督，最终形成了儒教的普世价值。
随着新问题的出现，这些家规之中也会添入一些个性化的要求，比如要求子孙耕读传家不当官——这是官场失意者常常写入家法的怨言；也有要求子孙宁为乞丐，不为倡优牙人——这是唐宋良贱制度的遗迹，因为乞丐还是良民，而倡优则是贱民；还有的则是规定了子孙不得与某氏联姻——这是有私怨家仇的。
这些个性化要求不会违背儒教普世价值，所以总体来说仍旧不出三大本的范畴。
至于“例”则有针对性，往往是本族与外族之间的约定。更贴切“乡规”两字。比如两个宗族之间约定对某处水塘的开利用，或是某片林木禁止砍伐，也有早晚出入走哪条道路、下地干活衣服如何摆放不至于错拿——耕读传家的农民不同于没有“只耕不读”的农户，他们下地干活前要换上劳作时的褐衣，在收工回家时再换上居家的常服。
这些看起来的确有后世地方法规的味道，但朱慈烺要的却是官府介入。
“我沿途走来。也看了不少乡规民约，只感叹畿辅之地，教化风行，颇有耳目一新之感。”朱慈烺道：“因此也想，若是这些家规族约能够普及天下，岂不是天下皆能沐浴教化？”
若是在一个有电视、有网络的时代，听到这些话，人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质疑：莫非别处的家规就蒙昧不化么？
然而在这个许多人一辈子没去过本县县城的时代，加上对本宗族的自豪感。在场众人竟然理所当然地认为：皇太子说得有道理，我们到底是天子脚边的百姓，与那些千里之外的蛮子不同。
朱慈烺捧完之后，又道：“故而我想，日后各宗族订立族规家法，让亲民官也参加进来。一来这些亲民官多是外地人，不知道本地规矩，看了这些乡规民约。不会硬搬家乡规矩，坏了一方风俗。”
在场老人经历过的县令怕不下二十余任。闻言纷纷点头，大为赞同。
“其次，也让亲民官择些要紧的条目，从一村用于一乡，乃至于施行全县。此正是择其善者而从之。”
不少老人咧嘴而笑，谁不希望成为一方表率？若是全县都用自家的规矩。岂不是无可置疑地表明自家最为懂礼么！
“诸位老丈，各家的规矩是怎么订出来的？”朱慈烺好像恍然大悟一般，这才转过话头问道。
老人们纷纷进言，讲述自家的规矩如何订立。
无非是召开亲族大会，在族长的主持下。各房长讨论，有地位的老者为长老，最终一起确定成文，用于后世。因为最初制定家法的祖宗不可能面面俱到，所以这种宗亲大会便随着环境的变化、宗族地位的变化，不定时地的修正。
至于乡规，则是宗族之间友好协商制定，原本就会有官员在场，最终落实成碑文，流传后世。
朱慈烺早就做过这方面的功课，道：“这与国家立法倒是相似。内阁如同族长，六部如同房长，风宪台垣如同族中老者，齐聚一堂袒露肺腑，便如廷议廷推之礼。”
“此正是家国相通，积家成国之道。正是我大明赫赫如古圣治国之征！”边氏族长接着朱慈烺的话头便恭维起来，听着肉麻却是他的肺腑之言——若非这位皇太子，他可就要顶着光头拖着辫子去见列祖列宗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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