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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兴集团和中石化都是大型国企，向来是政绩重于利润。
张超提出人民币给付完工奖，两家公司当然都不同意，但完工奖是大华额外支付的奖金，并不是合同中规定的劳务报酬，自然是大华想怎么定就怎么定，他们只能选择参与或者不参与。
说来说去，新兴集团选择了自降金额，用1比10的比例，兑换美元收入，以现在的外汇价格来算，等于降了一倍。让张超又是无奈又是好笑。
说给苏城，他却是一点都不觉得新鲜。国企对外汇的渴求，早就到变态的地步了。80年代的中石油为什么富的流油，就是因为国家施行大包干制度以后，他们能用多出来的石油换外汇，然后自己支配。这条制度一出，整个石油系统才变成以油论功绩。
改革开放10年了，虽然国家已经摆脱了外汇匮乏的困境，但也不过就是刚刚达到外汇温饱，不至于入不敷出而已。国家领导人就像是刚刚脱离了饥荒的农民，怎么敢说“粮食够了，以后会更多”的话。谁都不知道艰难的时刻什么时候来临。苏联人不可依靠，美帝国主义更是野心狼，面貌忠厚的日本鬼子也不是国际慈善家。
国家依然尽其所能的收纳外汇，以保证国际支付的顺畅，维护国内的经济秩序。
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直到2000年以后，国家的外汇管制才有所放松，允许普通人和公司大量的兑换外汇。虽然此时的中国已经美元多到要借给美国的程度。
在1991年，美元仍然可以比人民币购买到更多的东西和服务，也是国企和民企共同追求的目标。这个年月，哪个私企老板要是有本事，能从银行或某部门弄到一批外汇，几乎铁定能赚到大钱。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部分，但换一个角度来说，又何尝不是滞后的制度的落后之处。国企可以打报告申请外汇，从而赚到打钱，民企不能打报告，就找了能代替报告的人……1比10的比例，对新兴集团来说，稍稍高于了黑市价。但这笔钱是白得的。从国企官方的角度来看，30万美元和300万人民币都很多，虽然300万人民币具有60万美元的官方牌价，但写进报告里的时候，300万人民币是一句表扬，30万美元则是全系统内的赞赏。
张建军尽管是军队出身的转业干部，可在追求进步的道路上，他是没有洁癖的。国内的建筑公司赚美元是相当艰难的，此时出国做工程的毕竟是少数，而且多在东欧国家干活，赚到的那些外汇，却是不能和硬通货相比的。
张超用了几天时间和各公司补签协议，众人皆大欢喜。继而，各公司的劳动积极性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，就是那些小的承包商拿着足额的人民币，也够舒服的了。原本就倒班工作的建筑工地，干脆是全天无休了。
除此之外，他们还不断的派人催促巴斯夫公司。毕竟，他们都是些辅助公司，只有巴斯夫公司安装好设备，一期工程才算是完成。
海沧石化基地做的如火如荼，外面的评论也是一日三变。
福*建地区的报刊自不必说，全是连篇的好话，哪个媒体要是登了不符合大局的内容，用不着大华告状，自有宣传部门找他们的麻烦。
但其他省市和中央的媒体就没有那么客气了。
100万美元的奖金，究竟应该还是不应该，要不要这样做，几乎引起了全国范围的讨论。
如果是20年以后，这样的讨论简直无聊。人家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用得着媒体代言吗？
但在1991年，情况是不同的。媒体记者一方面号称无冕之王，用仿照普林策奖的方式做新闻，针砭时事，建言立策的念头强烈。另一方面，学习西方肆无忌惮的媒体风格的同时，中国媒体是没有管束的。尤其是面对非官方的问题，宣传部懒得管，文化部管不到，媒体之间的监督也形同于无。
别说讨论别人的钱怎么花的问题了，试图规范中国人行为的媒体记者满大街都是。
只是讨论应该和不应该，已经是李琳努力奋斗的结果了。
苏城只得安心受之，料想评论很快就会消失了。
诸如葛洲坝一类的事情全国轰动，总有一样能让媒体发泄过剩的精力吧。
11月很快来临。
葛洲坝工程的新闻确实铺天盖地，然而，新闻的角落里，总免不了有讨论奖励和奖金的文章，三五不时的，记者们还会联系到深交所股市，去判断苏城目前的资金数额。
深交所的股票已经涨到了18元左右，迫近历史高点。苏城购买的3亿元股份，等于凭空上涨了1.5亿。这部分资金是要公开的，也让刚刚接触到资本市场的人咋舌不已。
再加上海沧基地和台塑的关系，大华的热点持续了半个多月，苏城也不知道该哭该笑了。
会议期间，李琳也是万分无奈，说：“现在人对钱太敏感了。听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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